“所以糖你也会吃。”
他笑起来。一部电影、一颗糖果就能换来的纯粹的高兴,犬齿绊住一点下唇,用一种明知故犯、笃定了只有我和他能听懂的语调说:
“很甜吧?”
天马行空的电影专业生,脑袋里装满不切实际的念头,感性,胡来,戏剧化,十分符合我不正确的刻板印象:年轻,颓废,永远熬夜永远宿醉,几乎没有睡眠;没吃过苦,却热衷于挖掘别人的苦难,愤世嫉俗,又总被最渺小的诗意打动。
昭和风格的日式居酒屋,音乐放的都是九十年代金曲,我坐在长桌一角,斜对面是个痛哭流涕的陌生男人,患有鼻炎,哭的过程中不断吸鼻子,一度喘不上气,憋得满脸通红,却有种决意,在抽噎与打嗝间坚持为我们讲述一只死去鹦鹉的故事:“它一说话我们就笑,它一说话我们就笑,某一天它突然消停了,我打开鸟笼的门,它也没飞出来,我才现它死了。你们看过《小丑》吗?我给它起名叫joker,这就是悲剧的端……”
我,我右边的容晚晴和左边的虞百禁是他唯三的听众,给他递纸巾,安慰他,鼓励他继续为自己讲述,“有一种人快乐,归因于他没有道德感,负罪感,他不自省,不惭愧,靠模仿得来类似生活的体验,可惜死亡无法复制……抱歉,我刚说到哪儿了?”
我说你刚刚讲的不是人,是鹦鹉。
周遭静了一瞬,随后突兀地、迸出一阵其乐融融的哄笑,我们三个除外。众人酒酣耳热,碰杯的碰杯,划拳的划拳,谁都不认为自己正身处笼中。
虞百禁一只手托腮,若有所思地叼着颗柿子种,耳朵上夹了根钢笔,被他取下来,在折成方形的餐巾纸上写下一行歪歪扭扭的字,推到我眼前。
“hysoserious?”
*
饭局直到零点才散,不是因为大家那时候才吃饱,而是饭店急着打烊,太晚怕有危险。听来这家店打工的学生说,我们平常不住在这片街区,对它糟糕的治安状况也不甚了解,此处流民众多,帮派横行,属于政府默许的“三不管”
地带,吸毒者和通缉犯在这里窝藏,经常劫持落单的行人和柔弱的女性,奉劝我们早点回去,最好集体出行,自己开车或者搭乘凌晨一点的末班地铁,别指望能叫到出租车,许多本地司机宁可不赚钱也不愿深夜来这边载客。我说好的,多谢你的提醒,我们有个朋友去了洗手间,等他回来,马上就走。
好心店员点了点头,收起障子门外的展板和竹帘,回到店内,准备下班。我站在低矮的屋檐下抽烟,裤兜里揣着那团写了字的餐巾纸。本想扔掉的。
我也说不清为什么非要带着它,也许回家路上有人会着凉,有人会哭吧。
而几步之遥处,我的雇主正坐在一台“柏青哥”
赌博机前,聚精会神地打小钢珠。
春末夏初的夜,气温稍有下降,容晚晴披上了我的外套,内里穿一件轻薄的连衣裙,更显得人娇小,裙摆过膝,小腿蜷在身侧,鞋帮蹭上了路边的泥巴,她却毫无察觉,投入地拉动掉漆的摇杆。
这台机器本是日料店摆在门口当作宣传或噱头的玩具,没人真打算用它来赌钱,食客和路人随便丢几枚硬币就能打两局,却把出身政坛名门的大小姐给迷住了。容晚晴从没见识过这等新鲜玩意儿,银色的弹珠在像素画面中飞舞,流星般拖出细长的尾巴,映得她眼底斑斓光,不一会儿就扯扯我的衣角,问我还有没有多余的零钱。
“没了。”
我摇头,她脸颊鼓鼓的:“你就是不想让我玩。”
“我没权力约束我的雇主。”
“那我去问阿百要喽。他肯定会陪我打的。”
“……”
“对了,他怎么还没出来?”
同行的同学们几乎都走光了。有些搭熟人的顺风车,有些凑成一群、步行去街口的站点等BRT,眨眼间的工夫,整条街仿佛只剩下我和容晚晴,以及只身去往小巷深处、半个多钟头都没回来的虞百禁。他和我们顺路。
他竟然和我们顺路。
长长一节烟灰断裂,跌碎在我脚边,我呼出最后一口烟,绕过容晚晴身后,站到了居酒屋侧面一条暗巷的入口处,往里看。
羊肠小道,夹在居酒屋和隔壁的韩国料理店中间,最尽头有一间独立于外部的、两家店共用的公共厕所,造型像个放大版的电话亭,男女共用,藏青色的门上漆着“toi1et”
字样,在接触不良的路灯下忽隐忽现。